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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有陈立夫写的《成败之鉴》？

成败之鉴

2007-08-15 04:21:58 读陈立夫《成败之鉴——陈立夫回忆录》

偶然看到一篇原 *** 大佬陈立夫在晚年写就得一篇反思录，文章主要总结的是 *** 从大陆失败的原因。其反思是否全面准确暂且不予评论，但其中的有些地方还算看到了问题的实质。现将原文的部分章节转贴如下，望大家能够带着批判的眼光体会其中的意思。

陈立夫：不堪回首故国月——大陆沦陷省思

军事财政外交之失误

日本人投降时，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，我特地去看何将军，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，帮我们防守两条路，由南京、浦口到天津，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，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，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，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，西北一带。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，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，由海道运往天津、北平，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、物力，予 *** 以调度机会，这是很可惜的事。

后来我们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，就是日本投降后，所有在日本军队后面打游击的部队，我们没有收容过来。当时这些在北方、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，都是本党同志，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奸刘斐之影响，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，引起了他们的怨恨，这些人心里想：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，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，不无有功，到现在天亮了，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！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，那我们跑到 *** 那里去算了！这项政策的错误导致北方、东北那些打游击的人大失所望，投向 *** 那边。我们应该临时接收他们，再慢慢地补充到各正式部队里去，才是正当办法，如同沦陷区退出来的青年，如果我们当时不收容他们，他们自然被延安共党收容去了，这种损失，是无法补偿的了，为渊驱鱼，是等于壮大了 *** ，使他们平白增加好多万人。

以上是军事方面的错误，导致我们失去大陆。第二项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。当日本人占领了一地区，他们用日本军用券一块钱换取我们中央 *** 所行的法币一块钱，他们用这种 *** 逐渐收去了我们的钱币，而使整个沦陷区都用日本军用券，而我们中央银行的钱币便不通行了。这时候如果我们这边有一个人，他有一万块法币，那这个人必定很富有，因为那时吃一桌含有鱼翅、燕窝的酒席，才不过三、四块钱。在沦陷区，可以用一万块法币去换一万块日本军用券，人民感到并无吃亏，后来当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，他发行一种伪币，此时一万块军用券可换五千元伪币，乃等于贬值了一半，日本投降以后，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，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，这一错觉，以为这样一来，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，其实害了老百姓。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，而这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，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，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。再举例来说，抗战初期，我曾用一万块钱协助两所大学迁校，这两所大学一所是复旦大学，一所是大夏大学，他们都在上海，没有钱迁校到后方，我就拨给他们一万块钱办好了这项艰巨的迁移工作。这样看来，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，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了值的钱了，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？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？由此可见，我们的财政政策把有钱的人民也变成没有钱了，没有钱的人，更是一无所有了，以前有句话我不太懂，这句话就是「民穷财尽」，到这时候我才懂得。政策一错，可使民也穷了，财也尽了，所有的有钱人，都变成了穷人，无钱的人都变成了赤贫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已先替 *** 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，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，当时 *** 不应该去占这种便宜。人民有五千块伪币， *** 仍要用五千块法币去换才对；不应该占人民的便宜，用两百块伪币换一块法币。他只看到自己这一面，而没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惨了。胜利后我们刚回到上海，发现一切东西都便宜极了，因为我们一块钱法币等于两百块使用，所以大家都抢购东西，弄得老百姓痛恨我们。军事上失败，把游击部队放弃，使他们成为 *** 的部队；财政上的失败，是帮助 *** 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「无产阶级」，这两大失败，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更大原因。

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，治大国必须有大量，见识小、度量小的人，绝不能治大国的。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，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，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。要是我写历史的话，上面这两位先生的错误政策，虽然后者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，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。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，心想换一个 *** 看看，或许还有希望，这种心理就帮助了 *** 成功。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错，影响大得不得了，每一个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！

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

抗战期间，我们知道冀朝鼎这个人和 *** 有关系，不过孔祥熙和他是同乡，因此便用他。后来宋子文接孔祥熙财政部长，也用他，我们调查工作人员也曾告知孔、宋当心这个人，但孔先生因同乡关系，很信任他，便不听党里的劝告。宋子文从国外回来，中文程度差，平日均用英文，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，可能投其所好。孔、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，结果冀为 *** 在我方财政金融方针任设计工作，他专门替孔、宋出坏主意，都是有损害国家和损害 *** 信用的坏主意。

其中，如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问题，我曾在国防更高委员会会议中两次发言反对，我说：「黄金储蓄券发行是经行政院提经由立法院通过条例的。现在要还本兑现，既经过立法院通过的，怎能按六成发给人家呢？」主席蒋公说：「这是宋兼部长经考虑了很久才提出的，他说只有这个办法。你不要怀疑他。」我又说：「有些老妈子、司机借了钱买黄金储蓄券以示爱国；现在要还本兑现一、二两黄金，也要给他打六折，太说不过去了。」总裁听了后说：「那就这样好了，二两金子以下全数还本，不打折扣！」蒋公太相信宋了，他总认为宋是财经专家，其实，有些事是属于常识，和专家没什么关系的。那时黄金储蓄券行情看涨，黑市比官价还要高，可见需要量更多。之一期是发行二百万元，那么第二期可发行五百万元，以适应市面需要，并以盈收对之一期到期者照数换第二期，不打折扣，以维 *** 金融信用。奈何宋氏不作此图，从此乃使 *** 金融信用扫地！

另外， *** 还发行过一种美金储蓄券，购买者多为华侨爱国人士。此券到期应以美金兑现，孰料到期后，宋先生却不给购买者兑现了，这是一种赖帐的行径，使 *** 又大失一次信用，实在太没道理了。从此以后，华侨对 *** 亦失了信用，真可惜，大陆沦陷后，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，可以为证。

以上两项金融缺失，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，无异使富者变穷，贫者愈加穷困了。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义【HGC：“坏主义”，原文如此。】，复因蒋公太相信宋子文，故我屡次针对以上缺失提出建议，也未予采纳。从这些事实看来，可以说在抗战胜利后，我们每一步棋都走错了。检讨起来能怪谁呢？每桩大事都是总裁或更高国防委员会最后决定的。现在回忆这些痛苦的经过，太难说了，谁该负责呢？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推给总裁一个人。王世杰先生掌理外交，其更大的失败，为答允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之一事，使我军事受外交之牵制而误时机，其害太大，其详见下「我与马歇尔将军」一节，不赘述。

平息上海金融风潮及成立经济改革委员会

宋子文先生这个人对国情不了解，书信都用英文写，如他所决定的抛售黄金措施，便大遭人非议。孔祥熙先生卸任时，移交给他很多黄金，白银也不少，所以导致其抛售黄金，此一决定是很糟的事。这时举国金融经济很乱，人心惶惶，上海反对宋子文的声浪很大，工会 *** ，商会罢市。总裁乃派我到上海，设法平息风潮。

我到上海后，邀工商社会人士进行调解。他们说：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张，不合乎我们的国情，如此下去不得了！我当即表示：大家要冷静，我们慢慢想办法。我并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演讲，讲的是：「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怎么样」。大意是说，外国人在上海经营银行，其制度是特别重视商业，他们把我国农产品以廉价收购运回本国，加工后再以高价工业品卖给我们。这可用三句话说明外国银行在我国的经营政策，那就是：「不管农业，敷衍工业，特重商业。」但我们应采取的金融政策则不然，应该是扶植农业，提倡工业，顾及商业而不能以商业为中心，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该是这样。因此，我批评现行经济金融政策，是不合乎三民主义要求的。

演讲后的第二天，中央日报等各大报把我的讲词刊出来。那时宋子文先生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，听到有这样一篇文章后，令当时任行政院的秘书长蒋梦麟先生，带了报纸到庐山向总裁告了我一状，说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当。总裁当即打一电报给我，他很客气的说：「立夫兄！你对金融有什么意见可向我说，不要对外发表。」于是我拿著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。我说：「子文兄！你看我的文章是骂了你呢？还是帮了你的忙？请你花十分钟仔细看一遍（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）。」他看了后说：「你没骂我呀！写得很好嘛。」我说：「在我的演讲中，我仅说明过去几十年，金融政策是抄袭外国而仅注重商业，于我国的需要不相合，而建议以后金融政策予以彻底检讨，加以改革，这是替你解脱的，不料却引起你对我的误会，我要离开上海回南京了。」他说：「你别走，明天我请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负责人在中央银行开会，特别请你发表演说。」以宋氏骄傲的个性来说，这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。我说：「回南京我的票都买了，已不能再_搁。」但经其再三恳切的挽留，我也只好把回程票退了。

宋氏连夜邀请上海金融、工商等各界领袖共二十余人，翌日在中央银行开会，我演讲时仍强调日前我所讲过的三民主义经济政策，并指出目前我们所推行的金融制度，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多少年来带来吸我们的血的制度，极不适合时宜于我国的需要；这当然非宋院长的政策，但今后望其能针对积弊改革，代之以三民主义的经济政策。

我的演讲历时四十五分钟，宋氏始终很虚心的坐在主席位子里听讲，据人告我，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听人讲话，是罕见的事。我讲完了，他并询问大家有无意见。他即席指出：「立夫先生讲的很有道理，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。」我在演讲中还强调：「我非学政治经济与银行学，只是站在一个三民主义信徒立场，希望改革现行金融制度，以适合国家社会之需要而已，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。」

我平息上海 *** 罢市反对宋氏风潮后返回南京。待总裁自庐山归来，我即写一报告历述上海见闻以及平息风潮经过给总裁，并指出此事件暂时虽已无问题，但目前我国金融政策已届危险边缘，亟应研究改革。总裁看了我的报告后，当即命令成立一「经济改革委员会」，且令我担任主任委员，刘健群副之，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该会委员之一，另有学者专家多人参与。宋氏按时出席开会，在他这位一向骄傲的财经专家来说，是颇不容易的事。嗣经拟订一经济改革方案并依法定程式通过，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给总裁交由财政部门执行。

我想开国需要军事，治国需要经济，总理是经济长才，而非军事专才，故不能统一中国，而蒋公是军事天才，而非经济长才，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；假定孔祥熙在抗战胜利后，继续掌握财经，而不由宋子文接充，我们还不至来到台湾。回想起来，无限感慨！

于国事而言

一打天下靠军事，治天下靠经济。国父是经济长才，而乏军事长才为之助，故不能得天下；蒋公是军事天才，而乏真正经济长才（尤其于抗战胜利后）为之助，故得天下而复失！

二蒋公从北伐开始，以至于占领北京，莫不身先士卒，以寡敌众，智勇兼备，应用有方，故能对军阀各个击破，整个作战时间不到一年，开吾国历史之先例，可称军事天才，为众所悦服，出民水火，功垂史册。

三蒋公出身军事，威胜于信，军阀之来归者，畏威而非心服，而真正革命部队原非准备成熟而出师北伐，故相形之下，基本部队人数，不及来归者之多，引起来归者之野心，有机纷纷叛变，幸革命部队，能以一胜十，加以敌人阴谋，吾机要科均能以破译密电早呈诸蒋公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矣。

四本党老同志之在党内有力量者，不能秉公为蒋公助，甚至?结军阀、共党、日本如汪精卫者，以对付蒋公，故蒋公无时无刻不在三面作战，真所谓坚苦卓绝，幸蒋公为实行国父遗嘱之信心坚定，不屈不挠，卒能开成国民会议，公布训政时期约法，及废除不平等条约，进而制成宪法，进入 *** 时期者，实非易易，其功不可没。

五抗战开始，共党虽宣言共同抗日，其不守信，早在蒋公预料之中，唯吾方军力尚能控制，故无大碍，苟胜利后，我军事方面不自大轻敌，处理游击队有方；经济财政方面，不采取措施，造成民怨；外交方面不使美国居间，予共党以争取时间良机；党务方面，不让友党以国大席位，及早告知李宗仁此次不要参加竞选，则大陆之失，必能避免。

六所有帝国主义者，在我国失去既得之权利，心孰能甘？故凡共党造谣攻击本党及蒋公者，莫不为之转播，积非成是，解释为难，而共党得其利矣。

七政权之维持，不能靠军队，如施政有违民心，终必失败。盖军队亦为人民所组成，而违民意之措施，乃自杀也。「兵败如山倒」者，无斗志以拥护其不愿拥护之政权也。故曰：「得民心斯得民矣。」

八为领袖者，必须亲贤人，远小人，无丝毫自私之心，庶能领导他人，以成大业，蒋公不嗜杀人，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（如党与团、政校与干校等等），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，终致力量抵消，效率低落，非良策也。

以上数点为余所能见到者，是否有当，仍请读者指引。

依我看，以下才是问题的实质：

“军事上失败，把游击部队放弃，使他们成为 *** 的部队；财政上的失败，是帮助 *** 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「无产阶级」，这两大失败，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更大原因。”

“政权之维持，不能靠军队，如施政有违民心，终必失败。盖军队亦为人民所组成，而违民意之措施，乃自杀也。「兵败如山倒」者，无斗志以拥护其不愿拥护之政权也。故曰：得民心斯得民矣。”

欧洲古典音乐家著名代表有谁?

1，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

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（1685年3月21日-1750年7月28日），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，杰出的管风琴、小提琴、大键琴演奏家，世人普遍认为其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，并尊称他为“西方近代音乐之父”。

巴赫出生于德国中部图林根州小城艾森纳赫的一个音乐世家，在有生之年是一位著名的宫廷乐长，在德国莱比锡圣多马教堂度过了最后27年的光阴。

2，沃尔夫冈·阿玛多伊斯·莫扎特

沃尔夫冈·阿玛多伊斯·莫扎特（英语：Wolfgang Amadeus Mozart，1756年1月27日-1791年12月5日），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萨尔兹堡，欧洲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。

莫扎特乐于接受传统曲式，并对其作巧妙的运用。他在音乐史上的重要性在于重塑并定义了古典音乐，不同于巴赫的均衡完美、贝多芬的桀骜不驯。

莫扎特留下的重要作品总括当时所有的音乐类型。他谱出的协奏曲、交响曲、奏鸣曲、小夜曲、嬉游曲后来成为古典音乐的主要形式。

3，弗朗茨·约瑟夫·海顿

弗朗茨·约瑟夫·海顿（Franz Joseph Haydn，1732年3月31日-1809年5月31日），又译海登、海典、偕丁，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，交响乐之父，出生于奥地利南方靠近匈牙利边境的风景秀丽的罗劳村。

海顿是世界音乐史上影响巨大的重要作曲家。他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之一位代表人物，一位颇具创造精神的作曲家。

4，路德维希·凡·贝多芬

路德维希·凡·贝多芬（Ludwig van Beethoven， 1770年12月16日-1827年3月26日），出生于德国波恩，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，欧洲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。

贝多芬一生创作题材广泛，重要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、1部歌剧、32首钢琴奏鸣曲、5首钢琴协奏曲、多首管弦乐序曲及小提琴、大提琴奏鸣曲等。因其对古典音乐的重大贡献，对奏鸣曲式和交响曲套曲结构的发展和创新，而被后世尊称为“乐圣”、“交响乐之王”

5，弗朗茨·舒伯特

弗朗茨·舒伯特（Franz Schubert，1797年1月31日—1828年11月19日），又译弗朗茨·泽拉菲库斯·彼得·舒伯特，奥地利籍Germanen（日耳曼人），作曲家。

舒伯特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，也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，现闻名天下的《摇篮曲》（开头为“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）便是在他的笔下完成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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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预览：

所谓的长安三少，并不是三个人，而是指一个群体。“三”指的是排行，在家中，或者在族中。

富贵名门家族，如无意外，长子需继承门楣。所谓“长”，不能光是年龄上的长，言行举止，都须作为一个家族的榜样。古云：“天子统六卿，六卿统九牧，久牧统郡邑，郡邑统乡正，乡正统宗子。”而宗子，就是指一个家族的长子长孙。古语又云：“宗法立则百善兴，宗法废而万事驰。”由此可见长子的重要性。

而三少就不一样了。首先，他们依托父兄，生活无忧，也不想要什么远大志愿；其次，他们也不像更小的其余子孙那样或被人遗忘。

京城人怕的就是三少闹事。

裴俊、王世杰、卢言之，他们就是典型的“京城三少”。他们更多的是被人叫做“裴三，王三，卢三。”当然，裴俊虽是三少，他上面却是两个姐姐，算是独子，比较特殊。

长安城北的红锦阁，有三样东西最出名。之一是环境幽雅，静，不论是什么人，哪怕是平时出了名的大嗓门，到了红锦阁也不意思高声吆喝。因为那里刚进去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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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预览：

辜鸿铭的东西南北

蒋梦麟二题

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

梅贻琦，清华的名片

还有一个刘文典

陈寅恪：惟大英雄能本色

王世杰二三事

梁漱溟的生前和身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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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香如故：梅志与胡风

一对老幽默：周有光与张允和

蝶恋花：吴作人与萧淑芳

神仙伴侣：袁家骝与吴健雄

这是我的第四本文化随笔集，是我花精力最多的一本，也是最钟情的一本。此前的两本书中，收录了一些“急就章”，不免给人一种内容庞杂、力度与厚度不足之憾。手边的这一册体例一致，清一色的人物随笔，所写者都是中国现当代史上色彩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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